国父认为, 要想制止外敌对西北、东北的入侵, 须在此城建立副首都

自古以来，中国的首都就屡次迁移，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南京都曾做过首都。但自金朝以来，北京就一直作为中央政权的首都，一直到北洋政府当政的时期。

一般来说，首都不仅要承担政治和经济的职能，更重要的是必须发挥国防的职能。从古代到近代，真正对中央政权有威胁的敌人，均来自西北和东北，匈奴、鲜卑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、准噶尔等民族，对中原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冲击。其中女真、蒙古和满洲，都完成了占据华北和中原的梦想。

为了抵御外敌入侵，建都北京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这是因为北京迫近边塞，有大海和群山作为屏障，进可攻、退可守，可谓是临一面以制胡人。同时，北京城连接京杭大运河，距离渤海较近，能够通过水路与海路，从富庶的江南输入巨额的钱粮，足以供应百万人的衣食。

但自近代以来，北京城的首都地位却一再受到质疑。这是因为外敌不仅会从东北方向袭来，同时还会从东方浮海而来。一方面，日本和沙俄进攻东北，会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；另一方面，英法等列强凭借海军优势，在中国几乎不设防的海域长驱直入，只要攻破了天津，就能直面北京。

所以自甲午战争以来，许多仁人志士都提出了自己的建都构想。就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意见，中国首都应当建立在深处内陆的西安。而在国父孙中山看来，中国首都仍然应当建立在南京。

在孙先生眼中，南京对于中国的整体国防拥有无法替代的作用。当时，中国所面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日本。而日本凭借海军优势，可以随时扫荡中国沿海。所以，中国的海防比什么都重要。于是，孙中山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“海国”的构想。那就是在沿海三地建立三个世界一流大港，北方大港、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，并将三者作为中国的海军基地。

孙先生认为，长江是中国经济人文的动脉，海洋潮流直达于南京城下，在此建立首都，可以对沿海三港有居中控驭之势。不仅可以作为中国经济的中枢，同时也可作为海防的中枢。建都南京，必让中国立于不败之地。

对于孙中山的看法，著名学者钱穆却有不同意见，他写了封信给孙中山说：“若建都南京，中国西北和东北就很难得到有效控制，恐为外敌所侵夺。”

孙中山立即回应：“本人强调海权，并非忽视于陆权。海洋是中国第一生命线，东北、西北即为中国第二生命线。所以，在北方建立一副首都是必要的。”

孙中山认为，在北京建都已经过时了。历代之所以建都北京，是有京杭大运河与西北戎马之利，但到了近代，这两者都失去了时代性。在铁路通畅的时代，建副首都于多伦，比建都北京更有时代意义。

所谓多伦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多伦县，位于位于锡林郭勒盟的南端阴山北麓东端，距离北京有180公里。自清朝以来，多伦一直是塞北雄镇，拥有20万人口。

在孙中山看来，多伦位于东北和西北的中央，具有居中提携、左右策应之势。在这里设置副首都，加强防务，日、俄两贼一旦对中国北方进行入侵，便可立即做出反应。

一般来说，建都南京是偏安政权才会做的事。然而国父孙中山建都南京的计划，绝非寻求偏安，而是积极进取、紧跟时代脉搏之举，也符合孙先生的万里之志。